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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作者：田新朝（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服务，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老年群众，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全体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重要支撑，对于不断增强老年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满足广大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建立健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体系。根据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养老服务标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基本养老服务的清单内容，明确基本养老服务覆盖全体老年人的覆盖范围及其服务标准，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调整，使老年人都能够获得方便可及、城乡均衡、优质共享的基本养老服务。推动跨部门社保、医保、长护险、救助、健康、殡葬、残障、公安的老龄数据共享，建立老年人精准识别、主动服务和动态管理机制，构建老年人口与服务半径挂钩的制度安排，实现从“老人找服务”到“服务找老人”的转变，破解养老服务政策碎片化的问题。建立基本养老服务经费保障机制，推动老年救助金、高龄补贴、养老服务补贴和老年护理补贴、长护险、残疾人两项补贴、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补助等财政投入经费渠道衔接。

　　兜底纾解老年群众的急难愁盼。2021年我国约有1.9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失能失智人数约为4500万。要充分认识加强民生兜底保障、改善失能和困难老年群体生活水平的重大意义。守住民生底线，聚焦老年群众急难愁盼，直面回应人民群众对“提供什么养老服务、怎样提供养老服务、为谁提供养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少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善于分清养老服务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老年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失能照护、就餐助餐、医疗健康等急难愁盼问题，重点面向失能失智老人、孤寡老人、农村留守老人、经济困难老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老年群体提供兜底保障服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战略目标转化为当前可落地实施的具体工作措施，做那些现实条件下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使重点老年对象摆脱困境，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发展。充分认识老年民生服务内容的多层次性，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构建完整、系统性的养老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促进老年人群在经济、物质、心理、文化、精神、健康、社会参与、能力提升等方面享有均等化服务。基于人与环境共融的原则，推进老年生活硬环境与软环境协调发展，从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中观层面的机构建设、宏观层面的社区结构等多个维度，系统性建构老年友好的物理和人文空间。协同老龄产业发展与老年福利增进的双重目标，以老龄事业引领老龄产业发展，以老龄产业发展保障老龄事业，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跨界融合型特色老龄产业，推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老年人享有养老服务均衡及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发展，让每一名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为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提供重要保障

　　紧紧依靠群众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人口老龄化，要把老年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离开了老年人所处的社群力量，老龄工作将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方针，充分发挥群众参与基本养老服务的功能，既要发挥老年人的首创精神，发挥好老年人作用，也要推动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依靠党的老龄工作群团组织，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发挥老年人群的亲属、邻居、社区、社会公益力量等各类主体的力量来推进，构建家庭、集体、政府、社会并存的多元化供给基本养老服务模式。

　　推进老龄工作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重大政策制度”，“要花钱买制度而不是简单花钱买稳定，着力解决地区差异大、制度碎片化问题”。推进基本养老服务，要强化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全面考量、协调推进，努力构建大老龄工作格局，完善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相互协调、合理安排的制度规范和公共秩序，构建系统性的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要坚持德法共治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发展，提升法治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发展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完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同时，要强化中国代际赡养传统伦理与社会规则的“中国优势”，宣传尊老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和人伦常情，在实现社会化老龄契约机制和传统孝道文化传承的耦合中，着力构建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互助孝亲敬老文化。通过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破解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供给侧、要素供给侧与广大老年人群养老服务需求侧之间的矛盾问题，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增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科学处理好养老服务当前与长远资源供给之间的关系，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基于中长期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环境条件，从养老服务设施、人才、医养资源、信息化等方面发力，努力实现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公平可及。编制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确保社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加强医疗养老服务资源共享，加大社区无障碍设施和居家适老化改造力度，保障养老机构、社区居家服务机构等基本养老服务设施高效运行、融合提供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适的环境。提升基本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能力，激发专业人才的从业意愿。拓展基本养老服务应用场景，推广智慧养老技术与设备，推进科技赋能基本养老服务，推进“家门口”智慧养老新模式，努力消除老年人“数字鸿沟”，让全体老年人享受数字“红利”。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