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西方“拱火”升级，普京换将，来头不小！******
中新网1月12日电(张乃月)当地时间1月11日，普京换将消息传出，俄军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一职，落到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头上。
在西方援乌武器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俄方这一动作有何深意？
资料图：格拉西莫夫。“最高水平的专业人士”
2022年10月，俄国防部宣布任命有着“末日将军”之称的苏罗维金担任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三个月后，俄国防部再次对这一职务作出调整。
可以看出，这次调整提高了特别军事行动的领导层级，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解释，原因有二：
1、与所需解决的任务规模扩大有关；
2、俄军需要组织各军兵种进行更加紧密的协同，提高联合部队各类保障的质量和管理效率。
那么，这次被委以重任的格拉西莫夫有何来头？
1955年，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出生于喀山的一个工人家庭，毕业于喀山高等坦克指挥学校和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军事生涯之初，格拉西莫夫先后在波兰、俄远东、波罗的海国家和俄莫斯科军区服役，曾担任排长、连长、营长等基层指挥官。2006年起，格拉西莫夫历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莫斯科军区司令。2012年，成为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俄杜马议员索博列夫表示，格拉西莫夫曾长时间指挥俄最大的第58集团军，策划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经常取得成功，是“最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据悉，格拉西莫夫获得过圣乔治勋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祖国功勋”勋章，2016年被授予“俄罗斯英雄”荣誉。
2014年，格拉西莫夫曾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2022年，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格拉西莫夫又登上了美国制裁清单。
俄国防部2022年7月发布的图片中，俄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左)前往一指挥所，视察俄军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部队。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称，2022年格拉西莫夫曾多次访问特别军事行动区，“非常了解乌克兰发生的事情”。还有西方媒体曾报道格拉西莫夫在伊久姆市遭暗杀未遂，乌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随后证明此事。
俄军事专家博卡德列夫曾表示，格拉西莫夫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实际指挥过战斗并在多个大军区任职，是一位“有作战经验、有原则和被检验过的将军”。俄《共青团真理报》则称他“有很强的指挥能力和作出非标准决定的能力”。
俄《独立报》指出，从俄国防部发布的信息中可见，这次任命后，格拉西莫夫以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身份出任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可能意味着俄政治领导层为军队设定了明确的任务——在特别军事行动中获胜。
西方军援承诺接踵而至
值得注意的是，俄方这次“换将”，正值一批西方国家再次宣布对乌克兰进行军援之际。
分析指出，由于乌克兰可能很快将开始从美国等北约国家收到大量重型武器，任命格拉西莫夫似乎意味着俄军将向进攻行动过渡。
资料图：美国飞机将军事援助物资运抵乌克兰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2023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坦克，成为首个提供这类军备给乌克兰的西方国家。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法国已为乌克兰提供最先进的火炮、装甲运兵车、防空导弹和防空系统。但由于担心激怒俄罗斯，马克龙此前一直没有答应为乌军提供更高性能的装备。法国国防部表示，法、乌国防部长将很快举行会谈。
德国总理朔尔茨此前曾向基辅承诺，将在2023年一季度内向乌克兰交付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和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意大利外长也表示，意大利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并就相关问题与法国展开讨论。
2022年12月首次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后，美国军方又在今年1月6日宣布了迄今“规模最大的一轮对乌军事援助”，总价值达28.5亿美元。
美加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后，加拿大总理称，将为乌克兰购买美国制造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NASAMS)。加拿大或将“首次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
俄取得数月来“最大胜利”？
2022年10月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发生后，苏罗维金成为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乌克兰多地遭到导弹袭击，基础设施受到打击，多地频频拉响防空警报，紧急停电也一轮接一轮。
2022年11月16日，停电期间的乌克兰首都基辅。此后局势持续胶着，俄乌军方在巴赫穆特等方向接触线沿线上炮火不断。不久前的跨年之夜，乌军对顿涅茨克马克耶夫卡地区的俄军临时部署点进行火箭弹袭击，造成俄军89人死亡。
东正教的圣诞节期间，俄总统普京宣布停火36小时，以给予信教者进行宗教活动的机会。但普京的停火提议遭到乌方拒绝，美国方面则继续“拱火”，称“不相信”俄罗斯提议的停火背后的意图。
近期，激烈的交锋又在索列达尔展开，俄私人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宣布夺控索列达尔全境。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索列达尔地区进展“积极”。
据悉，索列达尔位于阿尔乔莫夫斯克-谢韦尔斯克防线的中间，对乌克兰具有战略意义，乌军在这里打造了强大的防御工事。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索列达尔的战斗对乌军来说“极其艰难”。
《纽约时报》称，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俄罗斯数月来的首次重大胜利。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加速世界大变局的演进，国际舆论场变得更为复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发展一方面推动国际传播生态变革，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国际传播带来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推动国际传播生态4大变革 人工智能与媒体融合进一步加深，推动国际传播向着更加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变量，改变了国际传播生态。 1 传播主体发生改变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信息传播已经进入“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算法推送”的智能时代。社交机器人成为公共议题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者。以杜莎迪亚、格雷厄姆·米勒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交机器人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应当被视为一种具有参与性的社会主体”。在国际重大议题的讨论中，社交机器人十分活跃且已经成为影响或干预公众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牛津大学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有81个国家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有关政治的相关信息。国际传播生态已经由之前完全由人主导转变为“人机共生”。 2 赋能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分发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催生了新的传播主体，还助力传播内容生产与分发。在内容采集环节，自然语言处理结合深度学习模型，在寻找新闻线索时可以挖掘出更多非结构化信息，提升内容采集的效率和质量；在内容生产环节，机器写作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推动内容编辑向“人机协同”的智能化模式转型；在内容分发环节，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推荐能够准确定位国际受众，实现对特定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精准传播。 3 创新国际传播信息形态 传统信息形态主要是文字、图片、视频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国际传播形式，可以实现多模态信息结构，催生场景化、沉浸式、具身性的互动与传播。首先，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合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广泛赋能国际传播中AI形象的建构；其次，“5G+人工智能+VR/AR”的传播模式正在不断延伸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感知，以更为丰富的传播形式助力我国国际传播，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多元化路径和手段。 4 开辟国际传播新赛道 国际传播话语权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进入新媒体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互联网参与到国际传播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传播的局面。智能传播时代更是将这种扁平化趋势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国际重大议题中，传统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释放出更大的“声量”，从而对舆论走向产生一定程度的干预。国际传播话语权博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政治、经济框架的束缚，转而进入技术竞争的新赛道。 智能传播技术 对我国国际传播的4大挑战 社交机器人等智能传播技术开始具体应用到互联网信息场中，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舆论力量。 1 社交机器人干预舆论 社交机器人的介入使我国面临的国际传播环境越来越复杂。社交机器人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影响舆论的真实呈现。北师大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在中美贸易争端、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冬奥会、俄乌冲突等议题的涉华舆论中，社交机器人产生的信息占比在20%-30%之间，且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成为影响国际涉华舆论走向的重要因素。社交机器人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博弈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工具，基于技术的智能传播也将成为未来国家间竞争的关键角力场。 2 算法推荐可能成为舆论干预的工具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成为主流信息处理和分发方式，为实现精准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实践路径。算法的“不可见性”直接导致了信息传播的“不透明、不平等和不真实”。在国际传播中，算法推荐容易强化某一方信息和意见的风险，这种算法偏见在潜移默化中会加剧“过滤泡”效应，导致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 3 深度伪造影响国际信任 深度伪造技术最初指的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像合成技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深度伪造技术已发展成包括“视频伪造、声音伪造、文本伪造和微表情合成等在内的多模态视频欺骗技术”。近年来，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政治活动迅速发展，主要包括通过换脸、重新投射、口型同步、动作传递、图像生成等方式伪造领导人照片或视频、篡改新闻事实，这让虚假信息更加难以识别，导致谣言迅速扩散。 4 全球数字平台竞争 借助数字平台、物联网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具有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的国家正在形成强大的数据话语权。以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为主导的新型跨国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收集、算法驱动、智能运转”等数字化方式，正在全面重构国际传播格局。如何看待平台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发挥，值得进一步研究。 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 3大策略 1 加强国际传播渠道建设，打造全球数字平台 国际传播渠道不再依赖于传统媒体而是转向数字化的媒体平台。在数字平台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传播主体，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加深。一方面，我国在国际传播中通过“借船出海”，即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开设媒体账号达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也要有在“全球中国”的视域下思考数字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鼓励有技术竞争力的互联网公司开展国际化运作，通过平台出海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2 创新话语表达形式，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 在新的国际形势和传播语境下，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注重话语内容创新，也要注重话语形式创新。一方面，立足中国实践，将中国话语融入国际话语体系，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人工作智能、VR/AR等技术，建构基于多模态场景的话语与叙事表达。在话语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媒体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把握国际传播规律，充分了解国际受众需求，针对不同的议题选择合适的传播策略，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权。 3 加强对跨学科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新的媒介环境造就了新的舆论生态，也对国际传播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部和中宣部在2018年发布的《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提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在国际传播工作中，需要加快建设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国际传播队伍。积极拓展本学科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既熟悉传播规律，也掌握传播规律的复合型人才，只有了解智能传播规律的人才才能有效开展国际传播工作。 作者：张洪忠 赵蓓 (张洪忠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赵蓓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微信公众号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y39彩票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