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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不留遗憾，我们吃完年夜饭再离婚”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年后扎堆离婚？多地民政局离婚办理处大排“长龙”？近期，多个网络流传视频内容显示，部分地区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在春节后“爆火”，甚至有传言称一些地区离婚队伍排到了民政局门口。

　　目前，上述部分视频已得到官方辟谣。记者也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到，因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一些地区年后离婚办理人数的确有所上升，但并未大排“长龙”，还有一些地区则回复称，并未出现上升现象，甚至结婚人数比离婚人数更多……

　　离婚率在近20年内逐步攀升早已不是新鲜事，记者梳理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我国全国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陡然上升，离婚登记对数在此期间翻了近4倍。尽管，选择年后离婚并非真的形成潮流，但在年后办理离婚的队伍里，一些人坦言，之所以专门预约年后离婚，就是为了和孩子、双边父母吃一顿年夜饭，不留下最后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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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后出现离婚潮了吗？

　　多地民政局回应：

　　离婚人数并未陡增

　　1月28日，网上流传安徽阜阳一男子发布视频，显示阜阳颖上县民政局内仅有两对新人结婚，而离婚队伍却排到了民政局门外。一时间，年后扎堆离婚的话题在网络引发热议。

　　但很快，颍上县民政局就在1月30日对外发布了辟谣声明，称短视频内容为谣言。声明中解释，该视频所拍摄内容均位于一楼结婚登记窗口，排队人员均为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而离婚登记窗口在二楼，该信息视频系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无独有偶，另一位网友也在近期发布了江西上饶鄱阳县民政局离婚室门口排长队的视频。据此，江西上饶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中的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但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数据来看，离婚业务量与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年后离婚高峰期是否真实？记者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了相关情况。总体来看，多个民政局工作人员都表示：“年后办理结婚和离婚的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总体仍处在平稳期。”

　　1月31日，济南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当天上午的工作时间来看，申请办理离婚业务的人数为5对，办理结婚业务的人数为3对。处于正常状态，并没有所谓结婚、离婚高峰期。”

　　然而，扬州市民吴女士告诉记者：“我在年后第3天办理了离婚手续，的确有排队，但没有大排‘长龙’。”吴女士表示，自己并非特意选择在年后离婚，只是年前的预约日期、人数已满，恰好预约到了年后第三天。

　　吴女士告诉记者，她当天上午10点左右她来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排队时间也并未超过1小时。“有排队可能是因为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所以都放到年后来办理，人数自然有所增加。”

　　杭州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接线员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虽然还没有近期详细统计数据，但年后无论办理离婚还是结婚的数量，一般都会有所上升。”该接线员解释，这是因为过年期间民政局不办理业务，因此导致结婚和离婚申请积压。这是正常现象，并没有明显陡增，依旧处于平稳期。

　　此外，记者还致电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和平区等多个婚姻登记处，上述地区工作人员均表示，节后办理离婚的人没有明显增多。其中，河南郑州市民政局则提出，年后民政局办理离婚的申请没有剧增，反而来办结婚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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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服务业从业者：

　　回谁家过年、家务如何分担等

　　成年后离婚推手

　　尽管吴女士在年后办理离婚属于巧合。但也有人为了吃上最后一顿团圆饭，才故意选择了年后办理离婚手续。

　　“我们本来商量好了在2022年的12月末离婚，但是想带着孩子在两边吃上最后一顿团年饭，所以我们还是把离婚的日子敲定在了年后。”

　　现年39岁的梁女士，1月31日下午在无锡当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天上午就办理完结，也没有大排长队。但讲起自己的离婚经过，梁女士还是有些哽咽。

　　结婚近10年的梁女士和前夫育有一个女儿：“虽然孩子只有6岁，但她已经知道离婚的意义，表现得很难过。”尽管孩子最终由梁女士抚养，但女儿对爸爸的不舍梁女士也看在眼里。为了弥补孩子的这份缺失以及向双边父母当面解释，梁女士最终与前夫商定，将离婚日子选在年后。

　　过年期间，梁女士和前夫带着女儿在婆家和娘家分别吃了团年饭，并向双边的父母表达了感谢。在梁女士看来：“我们夫妻走向离婚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观念不和。”而这最后的团年饭，也是梁女士不愿为自己和家人在留下遗憾。

　　“实际上，过年期间就咨询离婚、年后办理离婚的人的确会有所增加。”一家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其公司成立的近3年里，他能明显感觉到，每年岁末年初，都是公司业务量比较大的时候。

　　据黄先生介绍，他所经营的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其中一些业务就是帮助夫妻重塑婚姻，解决婚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我们遇到的案例来看，过年期间出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在谁家过年、过年时和长辈相处遇阻，分担春节期间的家务等等，都能成为婚姻走向破裂的推手。”

　　在黄先生的记忆里，曾经就有一位男士提出，因年后想带妻子回村里的婆家过年，过年期间妻子又承担大量家务，最后妻子才有了离婚想法。据黄先生介绍，该男子因自己老家的习俗，已多次带妻子回婆家过大年三十，直到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而这也造成妻子多年的不满。此外，过年期间家里的家宴也都由妻子和婆婆负责，长期下来，妻子有了怨言。

　　在黄先生的劝和下，该男子的婚姻最终没有破裂。但也有一些夫妻因春节的各项繁杂事物，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即便经过了离婚冷静期，最后还是选择了在过年后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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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专家：

　　避免冲动离婚

　　需将相关社会服务制度化

　　离婚率的攀升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自2003年开始，我国离婚率便开始走入上升通道。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10年来粗离婚率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全国离婚率有了明显攀升，但自2020年后，离婚率却有明显下降。

　　历年统计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离婚登记达到133万对，粗离婚率为1.05‰，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离婚登记升至415.82万对，全国粗离婚率首次到了3.00‰以上；直到2019年，离婚登记达到470.06万对，全国粗离婚率升至3.36‰，成为近10年来离婚峰值。

　　从2003年到2019年，这16年里为何我国离婚率连续走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文军告诉记者，这背后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社会变迁和转型节奏加快，对传统意上的夫妻分工和家庭结构形成冲击，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地位提升，经济从属性降低，带来的家庭稳定性也随即打破，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离婚的可能性；

　　其二，从微观方面来说，社会进步带来的人们思想解放，对传统婚姻的理解发生变化，不再认为离婚是不好的行为，也让更多人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向低质量的婚姻说不，因此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在文军看来，离婚率走高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互助网络建设以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的症结。“尤其是年轻人的冲动离婚，我们除了行政手段干预外，目前仍旧缺乏有效的社会服务来化解，社会组织提供的优秀解决办法乃至情感咨询和疏导仍旧不足。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2019年后，我国离婚率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到2020年，离婚登记从超470万对降至433.9万对，粗离婚率回落至3.09‰；2021年则降至283.93万对，粗离婚率下降到2.01‰。

　　对此，在文军看来，2019年后离婚数据回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离婚率上升16年后回落，说明已经达到来峰值，开始向平稳状态过渡。”此外，文军表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几年离婚率下降提供了“土壤”。

　　在文军看来，要想避免类似年后冲动离婚的现象出现，各地社会化服务应该跟上，并逐步将社区情感动员工作、婚姻咨询工作、社区调节工作，心理情感建设工作等纳入制度化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去年三十二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 反腐败斗争从未停歇******

　　去年三十二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 专家认为

　　反腐败斗争从未停脚歇步

　　本报记者 陈磊

　　2022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了2022年最后一条执纪审查信息，主角是黑龙江省鹤岗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康晓峰，退休9个月后落马。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发布的信息梳理，包括康晓峰在内，该栏目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58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的执纪审查信息，其中，中管干部32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137人，省管干部410多人，人数均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之最。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数据昭示，党中央一直保持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坚决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意志和气魄，将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专家认为，2022年正值党的二十大召开，数据还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为未来5年的反腐败工作开局奠定基础，我国将继续一体推进“三不腐”，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个别领导干部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错误观念。

　　持续打“虎”拍“蝇”

　　久久为功推动下去

　　康晓峰是黑龙江鹤岗本地人，19岁参加工作，经过20年的努力，升任鹤岗市林业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又经过多个领导岗位的锻炼，于2016年12月担任鹤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2022年3月，康晓峰到龄退休，年底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成为年度最后一名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的领导干部。

　　2022年1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2022年首个被点名执纪审查的领导干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原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傅希。

　　傅希出生于1975年7月，云南昆明人，曾任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务，2019年9月开始担任西双版纳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3月，在《云南省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中，昆明市长腰山过度开发、铭真高尔夫球场违规建设，严重破坏滇池生态系统完整性问题，涉及云南省管干部22人，其中包括时任昆明市晋宁区委书记的傅希。

　　2022年9月，傅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信息称：傅希背弃初心使命，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转移、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无视党纪国法，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搞权钱交易等。2022年11月，傅希涉嫌受贿罪一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显示，2022年，总计有410多名省管干部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

　　2022年首个被点名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张永泽，时间是当年1月8日。2022年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信息，张永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包括张永泽在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2年点名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32人，数量为党的十九大以来之最(2018年23人，2019年20人，2020年18人，2021年25人)。

　　此外，2022年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总计有137人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

　　这意味着，整个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发布580多名领导干部执纪审查信息。

　　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看来，2022年，党中央坚持以严的主基调持续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保持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数据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意志和气魄将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宋伟觉得，根据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反腐败从未停脚歇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

　　“2022年正值党的二十大召开，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反腐败，用事实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把反腐败看作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为未来5年的反腐败工作奠定基础，久久为功推动下去，个别领导干部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错误观念。”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彭新林认为，未来5年，党的自我革命决不会停一停、歇一歇，将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继续一体推进“三不腐”，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以勇于自我革命赢得历史主动。

　　运用专项整治方式

　　清除各领域“蛀虫”

　　2022年12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局长张务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张务锋，山东莱芜人，“60后”中管干部，曾任山东省临沂市市长、山东省副省长等职务，2018年3月出任新组建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6月，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双开”通报称：张务锋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违规提拔调动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违规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纪法意识淡漠，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银行贷款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梳理发现，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执纪审查粮食系统领导干部11人，例如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徐宝义、重庆粮食集团原董事长胡君烈等。

　　2022年1月发布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称，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纵深。其中包括，“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

　　庄德水认为，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的情况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守好国家和人民的“粮袋子”，具有重大政治战略意义。因此，必须推进粮食购销领域反腐败工作，通过反腐败清除粮食购销领域的“蛀虫”。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专项整治是2022年反腐败的工作重点，上述数据也体现了专项整治的成果。

　　在庄德水看来，这也正是2022年反腐败的一个特点，即聚焦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运用专项整治方式，以点带面推动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其他反腐败重点领域还包括对年轻干部从严教育管理监督。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等。

　　“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也是2022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领域。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梳理发现，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执纪审查中央一级银监系统干部50人；此外，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范一飞，也相继被执纪审查。

　　宋伟表示，2022年的反腐败工作，精准化水平不断提升，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腐败问题的整治和查处更加明确，对腐败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反腐败的治理成效得到了全面提高。

　　据彭新林观察，2022年反腐败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用“全周期管理”方式系统推进。即把治理腐败当作一个整体，不仅注重惩治威慑，也做好制约监督、教育引导，将查办案件、加强教育、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为一体，系统施治、标本兼治。

　　“过去一年反腐败斗争锋芒所指还包括严查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如孙力军政治团伙案，就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混杂、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的最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之一。”彭新林说。

　　相关规定陆续出台

　　制度保障标本兼治

　　2022年12月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的6起享乐奢靡典型问题，广西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李思敏被点名。

　　通报称，2017年至2022年，李思敏先后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在公司食堂的“一桌餐”及在高档酒店组织的宴请；与家人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旅游安排；收受私营企业主送给的高尔夫球杆，先后多次接受打高尔夫球活动安排；先后多次因私使用广西科技大学公务车辆。

　　2022年6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李思敏被执纪审查。一个半月后，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记者统计显示，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点名通报高校领域省管干部20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深化中管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中管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的职能定位、职责权限，突出政治监督，强化纪律检查职责、赋予监察权。

　　庄德水认为，这意味着，2022年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朝着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又迈出一步，随着中管高校、省管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释放了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信号。

　　2022年1月1日，监察官法开始实施。

　　“监察官法的意义在于，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监察官制度，保障监察官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监察官合法权益，推进高素质专业化监察官队伍建设，推进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赋予监察官法律地位，使监察官的权责得以明确。”庄德水说。

　　此外，2022年1月，《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印发，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体制、产生运行、任务职责、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范；同年2月，《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印发，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同年9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印发，为健全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等。

　　在彭新林看来，2022年，一系列反腐败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的出台，为完善反腐败规范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实现反腐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持。

　　宋伟认为，目前，我国反腐败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反腐败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履行职责的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并且不断将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推进反腐败工作水平不断提高。(法治日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