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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互帮互助，多地动员带药返乡、号召社会捐赠余药******

　　农村地区药品短缺问题该如何缓解？

　　日前，昆明市委组织部发布《关于城乡基层党组织做好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动员城乡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实抓好新阶段城乡疫情防控工作。

　　这份通知提到，建立互帮互助机制方面，村(社区)党组织要动员党员带头互帮互助，街道(社区)党组织要动员感染新冠病毒转阴且春节回乡的居民，把家中与新冠感染相关的剩余药品带回农村等。

　　通知还提出，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应对郊县、农村可能出现的进一步传播，以及春节前后可能出现的第二波高峰和重症高峰上，重点关注农村疫情发展变化情况，全面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澎湃新闻注意到，稍早前，贵州省黔东南州的从江县、黄平县已相继发出倡议书，号召社会家庭回赠治疗新冠疾病余药。

　　从江县倡议书写到，当前，我县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农村群众在新冠疾病治疗药品需求量激增。在这共克时艰的关键时刻，现号召全县各社会家庭或个人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回赠家中余药，切实帮助全县同胞特别是农村群众共同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回赠药品以退烧类的药品为主，止咳、抗病毒等其他类型药品也可回赠。

　　从江县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介绍，药品是要处于保质期内，通过正规途径购买。整盒或开盒后不影响服用的散装药品均可回赠。县城家庭可以个人送达或以单位统一收集送到从江县中医医院北上院区药房，乡镇家庭可直接送到各乡镇卫生院药房。

　　从江县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承诺，接受回赠的所有余药由县卫生健康局统筹安排，经药剂专业人员再次确认归类后，按量配发给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经医务人员免费发放给需要的群众。并由县卫生健康局定期公布药品回赠数量和使用情况，并监督发放，严格管理。

　　黄平县发布的倡议书也称，在这共克时艰的关键时刻，现号召全县各社会家庭或个人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回赠家中余药，切实帮助全县同胞特别是农村群众共同应对新冠病毒疫情。

　　此外，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号召干部职工捐赠医疗药物，帮助农村群众共度难关。

　　倡议书称，丹凤县城区居民感染新冠病毒高峰期即将过去，临近春节，农村务工人员开始大规模返乡，农村群众感染新冠病毒高峰期即将到来，农村孤寡老人、孕产妇等弱势困难群体缺医少药现象严重。为此，丹凤县委、县政府现向全县广大干部职工发出倡议，号召全县党政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奉献爱心，积极将家里剩余医疗药品捐献，统一向农村弱势困难群体发放，帮助农村群众共度难关，共同营造欢乐祥和节日环境。

　　所列的捐赠药品包括温度计、退烧药、止咳药、抗病毒类药等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有关药品。丹凤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干部捐赠地点分别在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府办、县政协办。县委工作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审判和检察机关干部职工捐赠地点在县委办。县政府工作部门、事业机构及中、省、市驻丹各单位干部职工捐赠地点在县政府办。所有捐赠地点单位负责将捐赠药品逐人造册登记。

　　丹凤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介绍，全县广大干部职工捐赠药品情况定期进行通报，并向社会公布。感染新冠病毒治愈后，剩余治疗药品作用并不大，倡议全县广大干部职工都积极行动起来，加入药品捐赠行列，向农村困难群体献出自己的一片爱心，共同守护全县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澎湃新闻记者 钟煜豪）

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