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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岗服务费、满单奖励，网约车平台“花式”应对春节供需紧张******

　　“虽然是一年一度打车难，但今年来得太早了点吧。”近日，有用户在社交平台反映打车难情况。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疫情防控放开后的首个春运，返乡、旅游、购物等被抑制的需求迎来集中释放。

　　网约车供需出现紧张，不过各平台也积极保障运力，哈啰打车、美团打车、T3出行、首汽约车等平台推出春节在岗服务费、调度补贴等措施，满足用户出行需求。

　　春节期间网约车将出现供需紧张

　　“发现北京的司机变少了，打车难了，可能大家回家过年了。”近日，有用户在社交平台反映打车难。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走访发现，时值岁末，网约车运力有所下滑。

　　滴滴快车冯师傅是河南周口人，1月10日就准备返乡过年，“辛苦一年不容易，也不差几天了，提前一点回家过年，到时候也早点开工。”

　　“我也打算1月10日左右回家，也有不少同行在月初就回家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来自河北邯郸的滴滴快车付师傅称。

　　不过，也有司机选择就地过年。“不回家了，家里人都来北京了，东北太冷，回家也只能在室内呆着。”来自辽宁的滴滴快车司机张师傅表示，春节期间出车看情况，有空就多拉会儿。

　　作为疫情防控放开后的首个春运，返乡、旅游、购物等被抑制的需求迎来集中释放。首汽约车预测称，春运期间运力紧张，尤其今年预计将会出现大规模回乡探亲、旅游度假等情况，运力保障尤为重要。

　　T3出行大数据显示，2023年春运期间，预计平台呼叫量同比增长超过七成，呼叫峰值同比增幅将突破100%，1月19日和20日为出行最高峰，前往火车站等交通枢纽、旅游景点、购物中心的出行热度最高。

　　哪些城市是热门出发地？根据T3出行大数据，今年春运期间，深圳、上海、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南京、青岛、武汉、长沙是十大热门出发城市。

　　“今年春节期间大城市出行需求会有较大降幅，而小城市的出行需求因人口返乡会有上涨。但不同城市运力缺口都会存在，尤其是大城市更容易出现网约车叫车难的情况。”哈啰打车相关负责人介绍。

　　各平台加强节日运力保障

　　“在春节法定节假日周期，向车主提供春节在岗服务费、高额冲单奖励等，预期将为车主收入带来较大涨幅，同时维护供需平衡。”哈啰打车负责人表示。

　　往年为保障春节网约车运力，滴滴出行、曹操出行、高德打车等平台均推出“春节服务费”、免佣金等措施，为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司机予以激励。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今年各平台也将延续该措施，稳定平台运力。

　　2022年12月开始，美团打车已经推出了“1亿保障基金”，其中包含春节前后给到司机的出车激励和调度补贴。此外，美团打车还推出车队赛、满单奖、热区单单奖等春节增收活动，鼓励司机在春节期间出车，保障节日期间运力充足。

　　美团打车负责人表示，“休闲娱乐、走亲访友等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将在春节期间迎来一波高峰。在除夕、春节、元宵节夜间时段，美团打车高峰好叫车联合办公室将加大在医院、场站、旅游景点、购物商圈等场景峰期的运力调度，保障春运期间乘客安全有序出行。”

　　“将在驾驶员群体实施过节费、感恩红包等一系列福利政策，激励驾驶员更积极地投身于春运保障工作当中。同时，针对机场、火车站、城际用车等用车集中的场景，首汽约车将出台针对性运力部署方案，将出行需求集中的场站等地点集中部署运力，以缓解交通运输压力。”首汽约车相关负责人介绍。

　　“结合春运出行需求，我们投入大量资源开展新春活动，希望借此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出行需求，进一步促进消费复苏。”T3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T3出行将积极调配运力资源，加强交通枢纽、旅游景点等区域运力供给，保障用户出行需求。

　　平台需要精细化运营

　　“2022年没挣到钱，春节就不回去了，和媳妇在北京过年，春节会出车。”来自黑龙江的滴滴快车司机隋师傅从2022年5月开始跑滴滴，每月车辆租金5800元，抛去油费等开支，所剩无几，有时还要倒贴。

　　曹操出行李师傅是北京人，兼职跑网约车，“公司有倒班休息，所以有时间就出来接一些单，也没有固定时间，一个月也能挣3000元-4000元。春节看情况出车吧，当作兜风散心。”

　　疫情之下，网约车行业人员流失颇多，还坚持的司机大多是自己带车，冯师傅、付师傅、李师傅便是如此。“我们小组里退车的不少，但干其他的也不好干，会越来越好的。”隋师傅介绍。

　　网约车行业一定程度上为一些人灵活就业、过渡性就业提供了方便。不过，疫情之下，行业也在承压，一些平台也在积极拓展业务，提升平台活跃度。

　　截至2022年末，哈啰打车自营运力服务城市接近40座，数量较2021年底(接近30座)小幅上涨。从区域分布看，哈啰打车仍主要在广深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圈、川渝经济圈深耕。

　　“从结果看，在所有已开通城市，哈啰均能够快速步入一线阵营。在部分重点城市尤其是运营时间较长的城市，哈啰在当地份额排名基本都靠前，毛利等城市运营指标能够转正。”哈啰打车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2年，以哈啰打车、美团打车、高德打车为代表的网约车聚合模式迎来发展机遇，各平台吸收了不少头部平台单量，聚合模式也获得了主管部门更高重视。

　　2022年8月，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11家出行平台公司进行了提醒式约谈，首次提及聚合平台要确保接入的网约车平台符合有关规定，督促接入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加强车辆和人员管理。

　　“网约车行业已经过了草莽圈地发展的阶段，在巨量的从业车主规模背后，单一平台订单竞争激励，已很难满足车主需求，多平台接单已经成为车主共同选择。”一出行平台业务负责人介绍，行业需要精细化运营。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