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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普丨网赚App让你足不出户日进斗金？又又又上当了！******

　　【万万没想到！App花样套路大解密②——网赚篇】

　　“刷视频、看广告、做任务赚佣金，边玩手机边赚钱”，在移动应用市场上，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手机App打着这样的口号，吸引用户们注册使用。但鱼龙混杂的产品，常常让人难以分辨其中真假。

　　对于注册用户来说，这种“躺赚”App真的能赚钱吗？

　　什么是网赚？

　　安天移动安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风险应用白皮书显示，2018年网赚App影响用户量高达2.5亿，网赚App在下沉城市最受欢迎。其中，00后用户占比为24%，高于全部网民中00后占比。

　　事实上，网赚品类应用与网络兼职刷单类应用有所不同，泛指应用用户通过完成指定任务获取现金回报，应用运营者则通过流量投放实现变现。

　　比如，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刷视频赚钱、刷新闻赚钱、走路赚钱、答题赚钱，以及玩休闲小游戏赚钱等。

　　业内人士介绍，通常这类网赚App业务形态比较简单，用“提现”等方式吸引用户完成任务。用户如果想要完成提现，就必须点进去看广告。比如，让用户看完数条视频后可提现，本质目的则是吸引用户完成任务来获利。

　　然而，有部分网赚品类非良性开发者为了快速回本、增大收益，试图在各个环节进行设计，增加用户提现难度。这类应用不仅存在恶意干扰用户达成提现条件、用户满足提现要求无法提现，又或者虚假广告宣传的问题，还通过各种欺骗、诱导的方式使用户无法顺利完成提现。

　　常见套路揭秘☞☞☞

　　①应用设置多重套路的提现门槛

　　“提现”作为网赚类应用区别于其他品类应用的特征功能，也是用户使用网赚类应用最关心的功能。而部分网赚应用在用户提现前没有明示用户完整的提现规则和门槛，在用户完成一个提现条件想要进行提现时，才告知用户还有别的提现条件，以此来限制用户提现。

　　②提现进度或激励规则不透明

　　某些应用的提现进度或者激励规则不够清晰透明，在应用内只展示任务当前完成的进度，未明示进度增加标准以及任务达成标准，用户并不知道具体完成多少关，才可以完成任务获得提现机会。

　　又或者，有些应用用户通过做任务获取奖励，但应用并未明示奖励的标准及概率，部分应用通过这种方式诱导用户观看广告、下载应用等来获取奖励，而实际用户所获得的奖励很少，与期待不符。

　　③故意使用户任务完成失败

　　部分应用在用户快要满足提现要求时，故意使用户任务完成失败，从而使用户无法达成提现条件。

　　④应用满足提现要求但无法有效提现

　　部分网赚类应用，即使用户达到提现要求，仍然无法有效提现，并且存在多样化的拒绝提现手段。例如，应用未按承诺提供提现机会、暴力拒绝用户提现，以风险环境、作弊用户的理由拒绝用户提现，或存在提现等待时间过长等问题。

　　⑤虚假广告宣传

　　部分网赚应用广告通过虚假夸大应用功能的方式来推广、诱导欺骗用户下载应用，用户实际下载使用后发现，应用功能与广告宣传并不相符。

　　！！！警惕向青少年群体蔓延

　　有调查发现，在近年来的一些网络犯罪刑事案件中，犯罪团伙往往利用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贪小利”“好奇心强”的特点，以“聊聊天发发帖”就能“轻松网赚”的谎言诱骗他们成为帮凶。

　　特别是疫情期间，青少年群体的网络活跃度较高，不少人受到“网赚”氛围影响，想借机赚点零花钱。犯罪团伙份子利用未成年人心智未成熟、容易受利诱的特点，不断灌输非正当的牟利方法。

（图源网络）

　　网赚品类应用作为一种新兴的赚钱方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部分非良性网赚类应用中存在的风险问题不仅严重侵害了用户权益，也极大影响了行业生态的良性、健康发展。

　　业内建议，进一步提高治理网络黑灰产的法治化水平刻不容缓，不仅要筑牢“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的思想意识底线，更要在网络治理中将每个人的网络行为纳入法律框架之内。

　　同时，相关互联网内容平台要增强自我监管意识，将社会责任切实转化为经营行动。比如，进一步完善投诉反馈渠道，遇到举报信息应及时受理核实，涉嫌违法的要向有关部门及时报案。（部分内容综合自新华社）

　　监制：张宁 策划：李政葳 制作：姚坤森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